团培最后一天的一些照片

节能灯可爱的小米，开始沉默寡言，后来表现惊艳！

桔子，很有想法的一个女孩子，特别想回家

摄影师东东，是“80”后的哦

映欢给分到湖南的麻岔，听说很艰苦，一路顺风，加油！

偷拍了“妈咪”，一直在背后打点，当然还要感谢小骨、老公公等一大批没有露脸的幕后人员

泡儿和嘉亮，一直在给大家起哄，但其实是一对很工作型的组合

凤凰一族的节目三连拍

聚餐中，中间的是肥郭，很有理性和活力的女生，和她在节能灯一起工作很轻松愉快

三木，很像教官的培训师，很有个人魅力

众生相

微笑的力量

在团培这些天，我都尝试尽量展现理性和睿智的一面。效果似乎还不错。

代价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角色太冷酷了，不够亲切，应该多点微笑

面对两个风格迥异团队的融合，下一步，相信将进入风暴期。自己的想法是尽量使用“抽离”的角度，扮演旁观者的角色。

以及不能再让肥郭和三水坐一起八卦了，他们真他妈会很八卦！！（引用自东东）

“从行星上有生命诞生到演化成人类，跟把电视机零件丢进汽油桶，最后摇成一台电视机的概率是一样的。”

    我觉得“炒作说”荒唐、可鄙、丑陋。（不单在范老师这件事情上，同样适用于其他“炒作说”的抨击）

用一些心理学的理论去揣度别人的心思，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你可以在心里揣度，这人人都会做。但如果公开并形成信誓旦旦的言论，那无异于“扣帽子”。甚至更恶劣，当事人可谓百口莫辩，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呢”反倒显得做贼心虚。

    求“名”与求“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始于晓平老师的教诲）。例如一个百万富翁捐一笔巨款出来，你可以质疑人家的动机不纯正，但动机纯正不纯正不影响那笔捐款对社会的帮助。而且，我动机不纯正对社会又没有造成不良影响，为什么要口诛笔伐？倒是你这样整天说别人“炒作”的，把那些动机纯正的人吓得不敢捐款明哲保身，那对社会不是造成真正的不良影响了吗？

    所以，我们要拷问的是，范老师频频出镜到底有没有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没有，为什么有人要对他频频出镜耿耿于怀喋喋不休？

明朝的时候，言官不怕死向皇帝上书，甚至还有抱着被皇上打一顿、赐个死就能留下英名的动机。但正是这种沽名钓誉的人，获得了连皇帝都奈何不了他们的巨大政治力量（他们不但不怕死，还求死，谁能奈何他们？！）可是，那个时候有人说他们是炒作吗？是有的，但大家看着相对的“良好社会影响”，对他们的动机也就不再横加指责了。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估计，这些连皇帝老子都奈何不了他们的言官们（如果能活到现在）也会给“炒作”二字搞死。那些“炒作”的骂声不但断绝了上台之人获得名声和荣誉的可能性，还大大地影响了正义声音的传播。公众再也不能把视野的焦点集中到公益问题的思考上来，而只是不断地纠结于台上众生动机的纯正与否。

    人，都是很容易妒忌的。要说服一个人去妒忌和贬低一个人远比说服一个人去为大众设想要容易得多，尤其当那个人还整天见报，风光无限的时候。因此，在各种骂战和口水战中，胜利的都是那些鼓吹“炒作说”的人。

    归根究底，我觉得那些鼓吹“炒作说”的人，无非是利用了传统性格特点中的“内敛”作为武器。内敛、中庸、慎言、不露锋芒已经成为“好”的构成要素。固守传统审美判断的人自然看不惯个性张扬、开放、激烈的行事作风。他们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一个整天曝光，说三道四的人怎么可能是正义的呢。换句话说，他们判断的标准从来就不是说话人的内容，而只是说话人的形象和行事作风而已。相反，有些80后，90后新生一代，虽然他们喜欢张扬、叛逆、锋芒毕露。但如果他们的判断标准依旧是形象，那他们和他们讨厌的上一代们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总的来说，“炒作”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害。其危害之大，之深，远非一两个贪官和强奸犯可以媲美。而对于那些整天大喊“炒作”的人，我想，还是用他们自己习惯分析别人心理的那套精神分析方法分析一下好了。

当老谢从蒸气腾腾的澡堂裹着油腻腻的毛巾走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这也难怪，毕竟，他们眼前的这位老谢，和这个几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当家——列当家，一个长相。

虽然在老谢眼前的这些不相识的“同行”里，没有一个曾经拥有过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视机，不过没关系，老谢身边半径十米总洋溢着一种节日的喜庆。

老谢在人们新奇而兴奋的眼光中怯怯地走过，直到不知道是谁喊出了第一声“当家！”。于是，他的名字不再是“老谢”，而是“当家”。

说来也奇怪，从名字改换成“当家”的那天起，老谢就察觉到，大家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前些天，食堂打饭的阿姨总扯着嘴角喊“碗拿来”，可今天只是点点头，一脸的严肃。当大家来找他盖章的时候，头似乎总不自觉地往前下方倾斜一定角度。虽然不时会修正，但一段时间以后总不自觉地又下垂，好似打瞌睡，但眼睛分明是睁着，毫无睡意。（一无所有的人总要填很多表，盖很多章，可收容所人手实在缺乏，经过几天观察，发现老谢唯一会的“手艺”是盖章，大家也对“当家”做这个工作毫无异议）。

从老谢他们因为影响了某个城市举办宇宙运动会的市容市貌到被迫“收容”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这天，收容所来了两批人。一批据传是电影公司的，看上老谢的长相，想要他演个纪录片。后来据传是老谢演技太烂，人家看不上，黄了。另一批据传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也看上老谢的长相，想要他当替身。后来也据传是老谢演技太烂，人家看不上，吹了。

从此，饭堂阿姨的“碗拿来”又回来了，大家盖章的时候也不再“打瞌睡”了。取而代之的是，称呼从一个词，变成了一句话。以往是“老谢！”或者“当家！”，现在是“啊，当家不会打乒乓球！”“噢，当家在打饭啊！”“哇，当家要下班咯！”……让老谢不明白的是，这些新的称呼里似乎有某种魔力，让大家乐此不疲，越叫越爽。

情况日益严重：饭堂阿姨给他碗里打的饭明显地比别人少了、他晾晒的衣服总会掉地上、会有水从天而降泼在他头上、甚至，他赫然发现自己的被褥有一股尿臊味儿！他每次都愤怒地瞪眼，紧握拳头，可很快又松开，叹气。

直到有一天，他拿着半盘饭菜正打算找个座位。一只脚伸出来，啪地老谢摔趴在地上，餐盘和饭菜打了一地。立马，哄堂大笑，比过节还热烈。老谢捂着脸，就趴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这时，一个小伙子啪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瞪起眼扫过全场每一个人，哄笑顿时停止。“你们觉得这样很过瘾吗！懦夫！有种你们抓弄真的那位。老谢是老谢，他做错什么了！”

鸦雀无声。低头，吃饭。

一个月后，宇宙运动会结束了，收容所解散了老谢和大家。分别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老谢和大家尽弃前嫌，来了一个又一个热情的拥抱。这一个月，缘分啊！

“老列，收容所好玩吗？”

“噩梦啊。国民素质有待提高啊。”

“哈哈。不也整治了一批不法分子，提拔了一个年轻干部嘛。”

老列，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老谢，现在又可以坐在他熟悉的办公室里继续干他熟悉的工作——盖章。

“新读书无用论”在我看来有两重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经济学的含义。即大家都能理解的从投资的角度讲，现在的教育相比起从前的教育来说，投资成本增加、投资-回报周期变长、风险增大、收益贬值，这些都已经不是秘密。
但我觉得，既然是投资，风险的因素就必定应该预先存在于投资者心中。可以想象，只想着稳赚不赔的赌徒只能称为病态赌徒。那么问题就转移到现在的风险是否可以让大众接受？显然，在中国，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农耕文化的投资-回报极其稳定：今年播下种子，只要辛勤耕种（常态），没有天灾人祸（常态），就能有稳定的收成。

相比起西方贸易为主的生产方式，要稳定和保险得多。所以与其说中国人不会投资，不如说中国人习惯了播种-收获的投资模式。在对待教育这个问题在投资的范畴上当然也用同样的思维思考：我辛辛苦苦赚来了钱，供孩子读书（播种），你竟然告诉我说孩子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收获）？播种了不收获，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天无道（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通用）所以，当且仅当国人对风险的“阈值”提高了，才可能接受这种非绝对产出的教育。而可以相见，这种由传统文化造成的思维模式还将影响很长一段时间。距离恩格斯所说的“让坚固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还有段日子。

有人反驳说，国人的风险“阈值”不是关键，关键是学历贬值让人们对教育失去信心。

学历本就不该具有价值。或者说，一张标签只在第一眼的识别时能派上用场。只看学历招人只能确证人力资源观念的落后和肤浅。而现实劳动市场的情况是——已经没有只看学历招聘的笨蛋HR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该是黑的不会因为贴了白的标签就一辈子都是白的。如果你说的是实力贬值的问题，那答案更明确。如果刘翔因为别人追上他了，他跑不赢了就放弃训练，并且宣称“训练无用论”，你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刘翔是个懦夫？是的，这是一个讯息万变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也正大踏步前进。那些掉队的人除了给贴上懦夫的标签外，将不会得到任何同情。因此，“读书无用论”在这个层面上只是“读书不到家无用”论。当读书是为了竞争，不读书就意味着必然失败。（请再次注意前提）再强调一次，在竞争的意义上，“读书无用论”和“训练无用论”同样懦弱。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是终身学习。

第二个含义是哲学的含义。教育能解答人生问题吗？我可以确认的是，教育能给人以知识，但未必能帮助人解答人生的问题。否则，我们将必然发现学历高的人人生都很美满，文盲生活得不幸福。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很多学历高的人走向堕落甚至自杀，而很多不识字的却在田间悠然自得地度过一生。只要这样的反例存在，我们就无法断言教育肯定可以改变人生（变得更好）。无论我们受到怎样的教育，我们都必须过生活。我们可以像伊壁鸠鲁一样过得很恬静，也可以像犬儒主义者那样过得很简单，或者像阿甘那样励志，又或者像感动中国里面的人物那样高大。而关键在于，即使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生活方式，最后决定权都不在教育上，而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当然，很多人抱怨他们的命运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总是被什么人或事驱赶着前进。但至少，可以达成共识，这些人生的大问题不能诉诸知识而得到解决。而在历史上，这些问题通常诉诸宗教、伦理道德、或者某种酷似宗教但死不承认的政治蓝图。到了现在，当以上这些都不能给人以慰藉的时候，教育被簇拥着推上舞台，还莫名其妙就被迫扮演这样一个他根部不在行的角色。那些在不自觉中把她推上台的人，他们只是恐惧舞台上空空如也。所以一开始他们对这个新演员并没有什么不满。就像当我们坠入爱河的头几天，恋人在我们眼中是那样的完美。但很快，当教育无法满足观众心中原有的期望，她自然在嘘声中备受指责。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们到底希望教育拥有怎样的功能？它真的拥有这样的功能吗？还是只是大家逃避某些不愿直视的问题的藉口？我们从宗教逃到道德，又从道德逃到乌托邦，再逃到教育?
那，下一站是什么？

今天看了凤凰《一虎一席谈》有关范跑跑的那个辩论会。

仅对其中郭跳跳的一些言论发表看法。

在里面，他不只一次质问替范跑跑辩护的人——如果你的孩子在范跑跑的班上，你还希望范跑跑一个人跑掉吗？

在这里，大多数人就沉默了。郭跳跳似乎就胜利了。当然，很多在场的人士鼓掌了。

但可能这里大家搞错了一个逻辑，郭跳跳到底在论证谁的观点正确？

是的，如果我在现场，我会回答，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范先生丢下我的孩子不管。但恰恰这种希望不是出于公德，而是出于私欲。正因为我的私欲压倒了对生命平等的尊重，所以我才不希望范老师丢下我的孩子。否则，如果范老师的生命和我孩子的生命在我眼中是等价的话，那我没理由差别对待。

这里就有一个疑惑了。如果我继续扮演上述角色，那么，我当然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强迫范老师满足我的私欲。那如果是十个家长的私欲？继续推广，一万个、一亿个家长的私欲呢？不论是多少个家长，还是私欲。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私欲变成了公德？难道当私欲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动变成公德？！（不要给我提高中不求甚解的量变质变原理）

如果我们肯定当人数达到一定广度，私欲就可以“进化”成公德，等于说当一千万个男人或者所有男人都想强奸一个美女的时候，那强奸这个美女就是公德，这个美女不让强奸就是犯罪，最起码会受到等同于范跑跑受到的舆论压力。我向来不喜欢煽动性的语言，所以在这里补充，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似乎觉得理应是如此。

如果我们不赞同私欲可以“进化”成公德，那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是的，那就等于说很多人（这里面一定包括郭跳跳）在强奸范跑跑。

仅此献给阿丹和菁菁。我会很认真地把他们踩扁。

评析《工作记忆广度与汉语句子语境效应的关系》

一、语篇理解研究

鲁忠义教授专门从事语篇理解的研究，而他的这篇《工作记忆广度与汉语句子语境效应的关系》则是把语篇理解和结合时下研究的热点——工作记忆广度个体差异——所进行的研究。

汉语的语篇理解是一个“中国题”，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汉语由于和英语在语法、字词表义上均存在差异，因此关于汉语语篇理解的研究不但能对阅读这种认知行为的机制进行探究，并且对汉语的表义方式等问题也有参考意义。

二、工作记忆和工作记忆广度个体差异研究

1974年，Baddeley和Hitch提出了工作记忆模型。不同于短时记忆，工作记忆不是由单一成分构成的系统，而是一个由容量有限的注意系统控制的多成分的系统。从功能上来看，工作记忆不仅能有让人们将有限的信息维持在一种活跃的状态（这点与短时记忆相似），而且能有让人们对所维持的信息进行操作。

可以说，工作记忆模型改变了传统的把记忆看作独立的存储系统，而强调记忆在信息加工过程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就为记忆领域的认知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当然，工作记忆模型后来受到同行的质疑，Baddlely也相应地对原来的模型作了修正，那是后话）

而目前，对工作作记忆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工作记忆广度个体差异的研究。该方面研究的共同点是使用工作记忆广度任务作为测量工具去评价工作记忆容量，然后探讨工作记忆容量和不同的认知任务之间的关系。鲁教授的研究就属于这种类型。

尽管，工作记忆广度存在个体差异的模型和理论有很多，争论也存在，包括Daneman和Carpenter的资源分享模型;Towse和Hitch的任务转换假设;Engle及其同事提出的工作记忆广度的注意控制理论;Lustig的基于抑制的理论;以及Daily等人的资源激活模型

但工作记忆与语言理解、推理、智力方面的高相关使工作记忆广度的个体差异成为研究热点（情况与当年智力与SAT分数的高相关所引发的热潮相类似）。而最新的研究也已经证明，工作记忆广度的差异并不是特定领域的存储和复述能力的差异，而是一般领域注意控制的贡献，从而基本确认了工作记忆广度具有领域的普遍性。因此工作记忆广度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和可测的。

在论文的开头部分，鲁教授就阐述了这个研究具有的填补空白的意义：“已有的语境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没有涉及到语境效应中可能存在的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研究题目的选取方面的很多启发：如何既紧追国际研究热点，又能填补学术空白，做出有意义的科学研究。

三、语境效应的理论模型

由于这个研究和语境效应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对语境效应的理论模型进行介绍。

一是模块化理论（Modularity Theories）。该模型的观点认为，语言加工系统是由一系列在功能上彼此独立的模块组成，每个模块是独立的加工单位，加工是自动的、强制的，美国模块对特定的输入产生输出，且这个过程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模块的影响。模块化理论的主要代表是词汇间模型（Interlexical Model）和合并模型（Combination Model）

另一个是相互作用理论（Interactive Theories）。与模块化理论相反，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各种不同水平的语言加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较高水平的信息能影响角度水平信息的加工。但是，若某一级的加工缺乏一些其他水平的加工信息，则它的加工是不能进行的。相互作用理论强调的中的那是高层语境对正在进行的词汇加工的作用。

不论是鲁忠义教授一直以来的研究，还是很多国内同行（像张必隐教授）的同领域研究，都比较倾向于相互作用理论，而对模块化理论提出众多质疑。而笔者认为，模块化理论在词汇水平上具有相当的解析力，但它忽视了句法结构甚至段落等更高水平的语法对语境的作用。

鲁忠义教授的这个研究从工作记忆广度差异的角度切入，清晰地揭示了语境效应中的词汇水平的语义启动和句子水平的主题启动是两种不同质的效应，从而证明了，这个分类起码在汉语中是有效的。词汇水平的语义启动对应模块化理论，句子水平的主题启动对应的是相互作用理论。这个研究是一个综合两种理论的研究，并没有简单地支持其中一方。

四、关于实验假设

在论文的第二段，对实验假设有一段描述：“高工作记忆广度的读者由于具有较多的可用资源……高广度读者的主题启动效应大于低广度读者”。这个假设的推导过程是：前提1：工作记忆系统容量有限，个体间存在差异；前提2：阅读中的句子水平的主题启动需要较多的认知资源的参与。前提3：阅读中的词汇水平的语义启动是一种自动化的、快速的激活扩散过程，只需很少资源就可以完成。推论1：所有个体都可以完成只需很少资源的词汇水平的语义启动。推论2：低工作记忆广度的个体可能无法完成需要较多资源的句子水平的主题启动。推论3：如果利用一些手段，消耗掉一些工作记忆资源，那么，高工作记忆广度个体在句子水平的主题启动上将表现得和低工作记忆广度个体相似。

由这个实验假设就可以自然得出这个研究的实验方案，分别有三个必须的实验：1、测试被试的工作记忆广度，并进行分组，区分出高工作记忆广度个体和低工作记忆广度个体；2、让被试接受词汇水平的语义启动的相关实验；3、让被试接受句子水平的主题启动的相关实验。下面将分别对这三个实验进行评析。

五、工作记忆广度测试

鲁忠义教授在这个测试中使用的是经典的由Daneman和Carpenter开创的范式。本来，工作记忆广度的测试是存在同质性的质疑的。即Daneman和Carpenter所进行的阅读测试能不能准确地描述工作记忆广度？抑或只是对一种特殊的阅读能力的描述？的确，在后来的实验研究中，很多研究者也尝试了不同的方式来对经典工作记忆广度测试进行挑战。例如Danemant和Tardif最先报告了言语能力测试和空间广度任务测试的结果无关。Shah和Miyake在1996年的研究似乎也支持相同的结论。虽然后来有研究者进行的一些潜变量研究，揭示出当把工作记忆容量定义为一般领域的执行注意能力时，可以得出工作记忆容量具有领域的普遍性的结论，但显然，工作记忆广度测试业已受到严峻的挑战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鲁教授采用经典范式的原因，也可以理解为经典范式是测试的是阅读能力，而这恰好是本研究的相关领域。但笔者认为，恰恰是由于这个同质性，令这个研究的含金量大打折扣。因为如果测试出来的所谓“高工作记忆广度”被试，实际上只是“高阅读能力”被试，那么，本研究的很多结论都将不会成立。

综上，笔者认为鲁教授在此处只采用单一的经典范式进行测试是不严谨的，甚至留下有意规避研究风险的嫌疑和循环论证的危险。

改进的方法是简单而方便的，无非是在测试工作记忆广度的时候，在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增加其他测试任务（尤其是空间测试任务）。从中筛选剔除两种任务表现不同质的被试（例如阅读任务表现很好但空间任务非常糟糕的被试），只保留两种任务表现基本一致的被试。

六、工作记忆广度与词汇语义水平上的语境效应的关系

实验采用2*2*2的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启动词和目标词联系强度是组内变量（所有被试都会经历）而被试的工作记忆广度和外部记忆负荷是组间变量。实验设计准确地达到了实验的目的。启动词与目标词的联系强度也事先进行了标准化，确保了联系强度的客观性。

但笔者发现材料中有一点似乎很值得质疑：在实验一材料示例中，例句“地产商谈论的那位筑路工开发了软件。” 以及“地产商谈论的那位程序员开发了软件。”除了如研究者所述，启动词“筑路工”、“程序员”和目标词“软件”的联系强弱不同以外，前面的“地产商”与启动词“筑路工”、“程序员”也各不相同。这点会不会对理解产生影响，进而对反应时产生影响？

当然，这可能是例句的特殊性所导致的个别现象。但遗憾的是，不论是这篇论文，还是鲁忠义教授的所有相关研究，笔者都没能找到原始的测试材料，因此这个特殊性问题也就只能存疑。

撇开特殊性不谈，笔者认为，既然本实验关注词汇间的联结强度，那么，对实验材料中所有词汇的联结强度就都应该有所控制，起码对可能产生的影响给予考虑和说明，否则，像例句这样的实验材料是不严谨的。

改进方法当然是“对症下药”。要么，对实验材料中所有词语的联结强度进行严格的控制，人为地把非关键词之间的联结强度降低到普通水平。要么，就给出其他词语联结强度对被试的阅读理解不会产生影响，以至于颠覆实验结论的证明（而笔者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影响明显存在）

当然，实验还是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例如，“****”随机呈现在句子中的第一个词之后到最后一个词之前，是为了避免被试猜出研究者只想知道最后一个词（也就是目标词）的反应时间，这就确保了反应时没有掺杂被试的投机心态。而最令笔者觉得精彩的设计是，在被试大声读出“****”之后呈现的那个词后，会紧接着出现一个理解判断句或开始呈现下一个句子。为什么这里不是所有的被试都要进行理解判断句的判断，而是随机呈现呢？原来，被试对句子理解的正确率在这个实验中并不是关键的实验目标。而理解判断句存在的理由仅仅是为了让被试不要投机取巧地单纯进行词语记忆，而要按平时阅读的习惯，进行意义理解。因此，只须随机出现理解判断句，让被试保持正常阅读习惯，不投机取巧就可以了。如果每一句都设置理解判断句，那就会延长实验时间，增加被试的疲劳，影响实验效果。

七、工作记忆广度与句子主题水平上的语境效应的关系

这个实验是整个研究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从实验设计和结果来看，是相当精彩的。但同样有值得质疑的地方。

在句子主题水平上，所进行的理解判断句是和词汇水平的实验中所用的理解判断句相同的（由于论文中没有特别说明，只能认为起码是同质的），这是否合适？

在上一个实验中，由于没有对句法关系进行刻意的修改，使之对整个句子的含义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前一个实验中所使用的理解判断句是合适的。例如，论文中的例子：测试句“古希腊人住着狭小的房屋，家具马马虎虎，却建筑了最宏伟的庙宇”理解判断句“古希腊人居住着最宏伟的房屋”。被试只需要捕捉到“古希腊人”和“狭小”这两个词义，并产生联结，那么就能轻松应对理解判断句。而在这个过程中，被试不需要关注句法结构。

相反，在这个实验中，句法结构被刻意的修改至影响句义的水平，但是，由于理解判断句（很可能）没有作相应的修改，因此，就会出现虽然低工作记忆广度被试虽然没有完全理解句子，但也也能做对理解判断句的情况。实验结果似乎证明了笔者的这个猜测。在表6的错误率一栏，我们发现在句法关系改变的时候，低广度被试在有负荷的情况下，错误率是9%，不但比无负荷的情况低，而且竟然比高广度被试的错误率（无论是有负荷还是没有负荷）还低。

如果按照实验的假设，低广度被试由于无法完成主题启动，应该错误率比较高才对。唯一的解释似乎只能是设置不恰当的理解判断句使低广度的被试在没有完全理解句义的情况下，依然能做出正确答案。

或许，在这个实验结果中，已经获得了句法关系的主效应，达到了实验目的，上述的质疑可以被当成是细枝末节忽略掉。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命名法在句子水平的主题启动上是不是真的是最好的实验方法呢？

对理解判断句的设计的考察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可以通过理解判断句设计来达到检验句法结构所产生的语境效应。具体方法是，设计两种理解判断句，一种是无须理解句法，被试仅仅需要捕捉到词汇就足够进行判断；另一种是必须理解句法才能正确判断。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哪些被试在何种情况下进行了哪种程度的阅读。如果顺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低广度被试只能正确判断前一种理解判断句，而对后一种判断的成绩则明显低于高广度被试。高广度被试在有外部记忆负荷的条件下后一种判断的成绩明显下降。在这就可以证明工作记忆广度在句子主题水平上产生语境效应的关系。

参考文献：

《语篇理解研究》，鲁忠义、彭聃龄，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年

《工作记忆广度与汉语句子语境效应的关系》，鲁忠义、范宁，《心理学报》2006，38（1）

《汉语句子阅读理解中的语境效应》鲁忠义《心理学报》2003，35（6）

《句子语境中语义联系启动作用的研究》刘菁、李俏、张必隐，《心理学探新》2003年第1期

《工作记忆广度个体差异模型述评》，李力红、刘丽、车文博，《心理科学》2005，28（6）

《工作记忆容量领域普遍性的争议》，王金娥、张凤华、张庆林，《中国临床康复》2006年第10卷 第10期

《工作记忆——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郭春彦，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15（1）

《工作记忆研究现状》，宋永健、张朕，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10月第5期第26卷《工作记忆与复杂认知活动的关系》，李宝芬、宋耀武，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 第7卷 第1期

是的小高，你说对了。我最近的确很忙。忙着脑残。例如不断地碎碎念：“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不丢糖纸，厚颜无耻。”

又例如无意中发现自己在看一部脑残的电视连续剧以后，还连续两天看了十多集。

又例如自己傻逼傻逼跑行政楼给某禽兽送札记结果发现人家大门紧锁开会去了。而几分钟还刚收到短信说发邮箱就可以了。

 当然，最脑残的还是买本厚厚的科学之谜看最新的圈量子物理学看得津津有味（一平叔叔你和我说弦论？那个已经很out啦~现在流行超对称和圈量子~），幻想自己哪一天能解决那个困扰了整个高中三年的身处四维空间看五维物体的认知难题。

我们与这个世界有误会啊！当然首先是和自己的脑袋有误会。

最后是点禅：

是，非，无是无非，亦是亦非，远此四极，可得道乎？

曰，可解脱也。

5.17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高三那个华丽的留言本上，有一个同学如此写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一直以为，君子之交只和吃喝玩乐的猪朋狗友相对。

现在发现，靠得太近，完全对某个人坦诚，比狗肉朋友更危险。

因为坦诚的不仅是你的善意，还有各种在你意识到以前就脱口而出、举手投足的恶意。

人，真的会自动生成恶意。

尤其是我这种崇尚攻击性和侵略性的人。

在这条孤独的路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介入你的生命。

充斥的敌意、自我防御、莫名的嫉妒，各种奇怪的情结和仇恨只能小心翼翼地埋在某处，否则，就会看到自己最亲的人莫名其妙地受到你自己的伤害，流血不止。

都说这个世界藏龙卧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昨天刚收到陈一平的毛笔字批改已经够震撼了，今天看着穿凉鞋戴圆形眼镜的师兄蹲在地上轻描淡写地给我们讲陈一平写的哪些字是不规范的，就更震撼。小呆的字一直被我们当成至宝，挂在宿舍。师兄过来一看，就这里点一点，那里圈一圈，毛病一挑一大堆。最玩命的是，他还看出来小呆是从初中开始练的字，不知道是不是事实。

看着自己拙劣的字，以后怎么能跟别人说自己是中文系的呢？

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

修身，养性。

如果做了08文综的兼班，我真的能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他们是幸运的吗？

一群白老鼠凭什么泡在奇怪的优越感里？

看着整天黄和暴力，就知道看定义的自己，悲乎，悲乎。

很多事情都很奇妙。

例如

当你在2008年某天翻开一本放在旭叔书架上的《当代文学作品选》，随便打开一篇，发现是龙应台姐姐在1984年写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可你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篇要在21世纪投稿到南方都市报或者是南方周末的文章，要在1984年就动笔？感谢李登辉九零年才上台，南方系列刊物的编辑连题目都不用改了。

政治、环保、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叠加的时候原来可以如此幽默。

又例如

在国丧日最后一天，当你“一时兴起”打开那本一年没看过的《论语今读》，发现头一句是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子曰：‘赐也，非尔所能及也。’”

大神的怨念和孔夫子的锐见（当然还有子贡的正太）证明《论语》就是我们的“Grand Narrative”

再例如

呢几件唔讲得。

无啦。

阿旭说得对，世界很小。

而且，他们也是人。

首先是致歉列表：

人物：葛俊师兄            事件：不用多说                                           行动：我掌嘴

人物：陈庭姐姐            事件：牙疼事件                                           行动：QQ签名道歉

人物：灾区人民            事件：试教使用了科学家预言地震的例子    行动：修改教案+默哀

人物：小美                   事件：星级宿舍评比表格                             行动：暂无 — —！

人物：菁菁                   事件：关于一起走到                                    行动：从此名叫西蒙·罗伯特

人物：所有见过我，

          听过我说话的人 事件：从试讲录影中发现一个欠揍的娘娘腔 行动：无 — —#

人物：文综班的童鞋     事件：旅游迟迟不来事件                              行动：本周二开班委会解决

如何让大家最后有一段美满的时光？

这是最紧迫和最艰巨的任务吧。

毕竟，我知道大家都在作业的海洋里挣扎......

so，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就接管一切，一手操办。

关键词：灾难、地震、救援。

“谁组织的？有谁监督款项的运行？”

是的，当我那样回答阿旭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冷血。

为什么可以在这种时候还谈冷静和理性？在奥运狂热的时候我觉得狂热是可笑的，但现在不行了。

当大家都热心热心的时候，我想到的却是“这有多少成分是自我满足”“我只关心有限的爱心有没有被浪费”什么的。

现在想捐血，似乎那才是最需要的。

但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又不知怎的在无视“学风”老师的同时把这件事忘记了。

这两天总在脑中模拟，我们住的宿舍拿一天地震塌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我应该怎么躲才不会被压到呢？

越想越觉恐怖和绝望。

被压扁，是很痛的吧。

嗯。

什么一万几万，那不是存款，也不是股票，那是人命！！可为什么一点真实感都没有？

是的是的，我学的心理学告诉我什么什么鲜活效应。

可那有用吗？！鲜活效应能把人挖出来吗？！妈的。

既然要写，就要写到你唐红波姐姐看不懂。

好了，这次大方一点，总共是4187字。

既然退了，就要工作工作再工作。华丽丽地写教案，华丽丽地论文作业，华丽丽地看英文论文，华丽丽地备考六级，一切都一定要华丽丽地。

拜托由某位大神、刘·青春期教育失败牺牲品·菁菁、郑·反正男生教就是恶心·瑾所组成的三座大山，让我华丽丽的教学梦瞬间破灭。焦虑、压力、烦躁、无助、失望、自卑等你可以想到的负面心理词汇都可以派上用场。

好吧，我还没有LP，so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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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身统一的一元论观点作为心理生理学学科前提何以可能

“心身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直到现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从这个学术现状我们起码可以得出两个几乎无可争议的“定论”。

一，              在本文小小的篇幅内，笔者是不可能解决这个令无数哲学天才“竟折腰”的哲学难题的。

二，              在“心身问题”中，必定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或难以取舍或兼顾的事实，使得这个问题历经上千年的争论依然没有一个完满的答案。

因此，本文旨在对“心身问题”各种解答及其所面临的困境逐一进行简述，并试图理解为何心理生理学为何把心身统一的一元论观点作为学科前提。以及，简单地固守身心一元论是否真的可以排除所有非必要的干扰因素，达到心理生理学的学科目的呢？（如果可以，为什么可以？如果不可以，又为什么不可以？）

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心身问题”。

是否有心理（意识、灵魂、精神），如果确实有，那么它与身体（肉体）关系如何？这就是“心身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心理学家即使不愿意提及，都必须就这一问题或清晰或模糊地发表看法。即使没有发表看法，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已经成为他们工作的前提而蕴含在他们的所有努力与成果中。

接下来，我们看看对“心身问题”的回答，都能归纳成哪些观点和流派，笔者还将试图对每一种解答给出评析：

一元论

一元论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以及两相论的一元论。

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有些心理学家试图用物理学术语来解释一切，对他们而言，即使是所谓心理事件最终也要用物理学定律或化学定律来解释。这些人被称为唯物主义者（在我国，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影响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世界观），因为他们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在，宇宙中的一切，包括有机体的行为，都必须根据物质来解释。他们也被称为一元论者，因为他们试图根据一种实在——物质来解释一切。唯物主义的立场在心理学研究者群体中最坚定的支持者莫过于行为主义学派。

唯物主义虽然在解释机械运动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确性和简洁性，但是对诸如“心灵”、“意识”、“灵魂”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困难的。即使是使用物理学最前沿的量子力学和化学最前沿的神经电化学，都还没有办法合理地解释“心灵”、“意识”、“灵魂”等。我们甚至根本看不到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对心灵等古老命题的解释上有什么进展。因此，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者，直接逃避所有关于“心”的问题——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的“心”。

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有的心理学家则采取了相反的极端立场，认为即使是所谓的物理世界也是由观念构成的。这些人被称为唯心论者，他们也是一元论者，但试图根据意识解释一切。

在我国，唯心主义是受到绝对批判的。但哲学领域的研究者都清楚，唯心论，尤其是谢林的绝对唯心主义恰恰是众多哲学理论中最难反驳的一个。但正如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所阐述的那样，没有可证伪性的理论恰恰对科学没有助益。因此，唯心主义的困境并不在于自圆其说，而在于在实际生活应用中的价值问题。

两相论（同一论）

两相论，虽然承认“身”、“心”同时存在，但并不认同“身”、“心”是两种独立实体。虽然“身”、“心”在词汇和含义上不同，但指称的是同一种东西。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心理活动与身体活动是一个人的两面。心理和身体不是相互作用的，但它们也永远不能彼此分离。它们只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每个经验的两个方面。

两相论是二十世界语言分析哲学兴起的产物，将传统的“身”、“心”当作客体进行讨论，转化为对“身”“心”在人的思维中的概念进行分析。

这样的讨论，相当于试图消解传统的“身”“心”矛盾。

二元论

然而，许多心理学家既接受了物理事实的存在，也接受了心理事件的存在，并且假设这两者是受不同的原则支配。这种观点被成为二元论。二元论者认为，既有物理事件，也有心理事件。一旦假设了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存在，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当然，对于一元论者来说，根本没有身心关系问题。

那二元论都有哪些类型？

相互作用论

相互作用论是二元论的形式之一，它宣称心理与身体是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心理影响身体，身体也影响心理。按照这一概念，心理能够激发行为。这是笛卡尔采取的立场，也是人本主义—存在主义阵营的多数成员所采取的立场，从弗洛伊德到现代的精神分析者，也都是相互作用论者。对他们来说，许多身体疾病是“心因”性的，由诸如冲突、焦虑、挫折这样的心理事件引发的。

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始于笛卡尔，笛卡尔认为，“身”和“心”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实体。“心”没有任何形状、质量，也不在空间中占任何性质。这在二元论的设定中是必然的，因为如果“心”有形状、质量、占空间，那“心”就也是一种物质，那就和唯物论没有区别了。但是，既然“心”没有形状、没有质量，又不占空间中的任何属性，那它是如何对物质的“身”产生作用的呢？这是二元论面临的最大的难题。笛卡尔对这个难题的解答是“松果腺”。但现代医学已经可以驳斥这个幼稚的解答。

虽然笛卡尔的解答是明显错误的，但医学无法对二元论的哲学部分进行批判。后来，现代语言分析学派的石里克、莱尔等从概念、范畴等方面，对二元论进行了批判。虽然二元论在理论上受到打击，但由于一元论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此能同时容纳现实物理世界和神秘莫测的精神世界的二元论一直对普罗大众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副现象论、心身平行论

按照副现象论的观点，大脑导致了心理活动的产生，但心理活动不能产生行为。以这种观点来看，在行为上，心理活动完全是不相干的大脑过程的副产品（副现象）。

另一种二元论认为，某种环境经验既引发了心理活动，也同时导致了身体反应，这两者彼此是完全独立的。这种立场被成为心身平行论。

副现象论把精神现象看成物理现象的副现象，也就是说心理完全对物理现实没有影响。相似地，平行论认为两个世界，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是完全平行而互不干涉的。这两种观点虽然躲过了解释“心”如何对“身”产生作用的困难，但过于明显地拒斥自由意志和生命意义。因此，从一开始，就只作为理论存在，不被重视。

前定和谐说

其他二元论者则坚持认为，在心理活动和身体活动之间是一种前定和谐。也就是，这两种活动是不同的、独立的，但受到某种外在动因的协调——比如上帝。

前和谐说因其浓厚的宗教色彩而遭到猛烈的抨击。

还有一个通常不被重视的哲学观点，也可以看成一种对“身心问题”解答的观点

整体论

整体论又叫“机体论”。是用系统的、整体的观点考察有机界的理论。由贝塔朗菲所创立。强调生命系统的组织化、目的性特征，反对机械论把世界图景归结为无机系统微观粒子无序的、盲目的运动，但忽略了偶然性、随机性在生命发展中的作用。简单的来说，就是认为当组织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自然产生智能现象。整体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设，为在对其内部功能的细节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研究某个整体或系统提供了基础。

从上述列举的多种对“身心问题”的解答和评析中不难看出，对于生理心理学这个学科来说，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立场和两相论的立场似乎最为可取。

一方面，生理心理学集中精力探究人体各个器官各种组织的结构和工作机制。采用唯物论的立场能最大限度地排除神秘主义的桎梏以及主观经验的偏差，有利于得出客观的科学成果。而两相论由于可以消解长期困扰心理学家的心身问题，也可以使科学家和研究者把研究精力更集中在物理机制的探究上；另一方面，生理心理学在研究各种心理现象与生理现象的关系时，主要探究简单心理现象如睡眠、摄食等与复杂思维、社会人文关系较少的现象。在这些探究中，“意识”、“灵魂”等领域的探究不多。多数是即使涉及了，也采用存而不论的态度。即虽然承认“心”对“身”的影响，但通常不对具体的作用机制进行深究。如，对像“心理因素影响饮食”，一般只研究至“焦虑、压力等心理会降低食欲”，至于个中的机制，就不再深究。但相反，对于像“梦”是如何形成的，生理心理学则会追究到“到底是哪个器官、哪个组织，以什么方式产生了什么变化，以致最终形成梦”的水平。可见，整个学科的目标和方法，就是用生理活动解释心理活动，或者说是了解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既然探究的重点放在“身”这一方，那使用唯物论和两相论自然是事半功倍了。

相反，如果采用唯心论，则根本无法进行科学探究，对心理问题的研究就完全退化成心理内省。而如果采用相互作用论，研究的精力就会分散。至于身心平行论、副现象论和前和谐说，就更无法开展学术研究了。

我们可以看见，在能否成为学科前提这一问题上，并不是理论自身的正确与否在起作用，而是取决于一个哲学理论是否能促进这个学科的良性发展。

这点最能体现在整体论上，上文中已提到，整体论能作为一种科学假设，为在对其内部功能的细节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研究某个整体或系统提供了基础。但是就是这种便捷性，在进行生理心理学研究时，恰恰会成为细究系统内部功能的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教材（国内学界）中的身心统一的一元论观点，既不是严格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也不是严格的两相论。因为严格的唯物论拒斥非物质的意识，严格的两相论也拒斥身、心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只是表征的问题，因此根本不可能有相互作用，而教材（国内学界）是承认意识的存在，并承认意识对物质（身体）的反作用的。

这一点应该是受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影响。虽然，这种观点有综合性强的优点，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逻辑矛盾。最大的矛盾莫过于意识的定位问题。如果意识也是一种物质，那就是一元论，但既然意识是物质的一种，那根本无需在物质之外再区分一个意识，从头到尾只是物质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而如果意识不是物质，那就只能走笛卡尔或者两相论的道路中的其中一条。要么把意识解释为与物质性质不同的实体，那就又要被迫解释笛卡尔不能解释的不是物质的意识如何对物质的物质起作用的问题，要么把意识和物质看成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不存在相互作用。

显然，这只是把所有哲学家曾经走过的路子重新走一遍而已。

但是，一个可能是歪打正着的地方在于，正是因为这个前提的综合性和模糊性，就产生了相对开放的思考空间。为科学研究工作者充分地讨论问题，开拓思维消除了障碍。

参考资料：

《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B.R.Hergenhahn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特别注明：关于心身问题各种解答，部分摘自原文）

《笛卡尔的二元论和现代分析哲学中的身心关系问题》——李步楼，《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01期

《论贝塔朗菲的“机体论”的系统思想》——高剑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4期

并非炫耀，只是看帖不回帖最可耻。况且，也没什么好炫耀的，抄得很多，纯属应付作业。

族田远去，宗法根深

                       ——浅析族田变迁

一、          何谓“族田”？

族田分两种，一种是由一个家族拨出一部分土地，征收地租，专作该家族祭祖开支的祭祀田，也叫祭产、祀田。这种祭祀田一般数量不大，但极为普遍。一种是由族内为官者、殷富者捐置或合伙捐置，用以接济贫穷，赈恤孤寡及协济族人读书应试的赡族田。这类族田又称义田、义庄。“义庄”原指掌管族田及租米分配的机构，后来不加区别，义庄和赡族田成为一个族姓土地的通称。

本文将要谈及的“族田”，主要是后一种，即以租给外姓人耕种为特征，作为家族公有财产一般不进行买卖，是与“私田”“官田”相区别的一种土地占有和生产方式。

二、          族田的由来及其发展

从上文的描述中不难发现，族田在宗族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说，族田（广义上的族田，包括祭田、族田义庄）是宗族活动的经济后盾，与宗法宗族制度息息相关。但是，族田的出现却晚至北宋（范仲淹），与中国宗法宗族制度的早熟可谓格格不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族田真正的由来。

诸侯相争破坏了西周“家天下”的统治秩序，到汉代（尤其是东汉）逐渐发展起来的门阀贵族，使宗法宗族制完成了第一次蜕变。门阀贵族的宗法总宗族制的特点是重门第的等级性，而在这种森严的等级制下，门阀贵族的家族结构相当稳定。由于累世公卿，并掌握着相当的土地，门阀贵族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和政治体，拥有很强的向心力。这种情况到唐代中叶发生变化，地权变动无常。科举制有力地打击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把持，任人唯贤使得累世公卿的门阀贵族后继无人，逐渐衰落。唐中“安史之乱”，及其后五代十国的乱世更是使门阀贵族大家完全解体。王明清说“由唐季至五代，以前诸贵姓相继衰落，若崔、卢、李、郑等，至宋建国‘绝无闻人’。[1]”唐代以前旧等级性士族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是庶民地主的发展。由于宋代选拔管理基本通过科举，因此宦室无常。伴随门阀大家的衰落，牒谱的废弛，人们的宗法血缘观念也逐渐趋向淡薄。宗法血缘关系的松弛，具体反映在兄弟之间争夺遗产以及父子之间分财异居，在当时的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少的事例。

因此，如果没有一种新型的宗族宗法关系，不通过一些新式的措施来团结族人，那么，中国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到当时为止）的宗法宗族制度，很可能就要走向终结。但历史证明，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而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宋代官僚士大夫发起的“重整运动”。通过张载、朱熹等宋明理学家的大力倡导，为儒家所看重，在中古时期因门第等级关系制约而冲淡的忠孝伦常关系重新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唐代以前门阀贵族的等级性的宗法宗族制的持续，依靠国家政权的维护，宋代一般官僚及庶民户类型的宗法宗族制的持续，则靠情理说教。这就说所谓的新型宗法宗族制的情理外衣。伦常的复归最能体现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的出现上。累世同堂不但导致大家庭人口众多，也使得大家庭内部通过“尊敬祖宗”、“孝悌雍睦”等伦理观念，重新构建出一个个秩序分明的家族。族规族约的制定，也使得这种新的伦理秩序逐渐得到加强。对于大家族来说，同居共财、同族协济与孝悌伦常一起被看作一种美德。正是这种同居共财，同族协济的道德风尚，使得入朝为官，光宗耀祖的官员把赡养族人看成理所当然的义务。而族田的“发明者”——范仲淹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而族田，正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促使族田诞生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宋代的宗法宗族制，从门阀贵族宗法宗族制向一般宦室及庶民户类型宗法宗族制过渡，宗法宗族制披上情理外衣。这点最终体现在官僚对族人的赡养义务上；二是封建土地关系趋于松弛，这点较之政治、伦理的变化不明显。但正是中唐以后土地关系的松弛，才使得置办族田变得可能和必要（从前掌握土地的门阀地主根本用不着置田）。

虽然北宋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族田，但并不普遍，仅限于一些官僚阶层的新兴大家族。而到明清时代，族田数量迅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不是在宋代的基础上简单的推广。事实上，宋末，宗法血缘思想再度松弛，于是，出现“为义田以济之”[2]，即通过经济关系加强对族人的联系。同时，族田的目的和作用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宋元时期创建族田主要着眼于尊祖敬宗、睦族收族，而明清的族田义庄力图通过经济功能控制族众，并和建祠修谱合力，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

必须申明的是，族田，即使在明清两代，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虽然由于族田、宗祠等对加强封建统治秩序有正面作用，因此朝廷对族田持默许和鼓励态度。但朝廷并没有主动地推广和普及族田。购置族田，始终是官僚富商的个人行为。因此，不论是规模还是密度，地区间差异都很大。而且，一个比较有趣的史实是：族田占比重最大的首推广东省，而广东族田罪的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族田占总田产的一半，比例高得吓人[3]。

三、          族田在封建社会的功能

范仲淹在始创族田时，主要的目的无疑是赡养族众。但随着社会发展，族田，在明清则演化出更为重要的政治功能。下面将从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两个方面来阐述族田的功能。

1、              族田的社会功能包括赡族、为宗族活动提供经费、兴办族中公益事业和助学等

A赡族：前文已经提到，范仲淹始创族田是为了赡族，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族田的赡族功能和明清时族田的赡族功能差异很大。宋代族田的赡族，主要是把族田的收益平均分配给族人，而明清时族田的收益不再平均分配，而是只用于救济陷于生存困难的族人。于是，族田不再是官僚族人的“一体均沾”，而蜕变为一种准社会保障体制。之所以说是“准”体制，是因为族田并非家家都有，这就决定了这种社会保障在照顾面上极其有限，只限于置办了族田的家族的族众能享受。但即使这样，族田所具有的社会保障作用也值得肯定，在族田被没收而新型社会保障系统没能完全建立起来的“保障真空期”，族田的社会保障功能势必引起人们无限的怀念和憧憬。实际上，在90年代后，通过家族企业、家族基金会等形式，新一代的“族田”也继续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

B为宗族活动提供经费：此祠堂的修葺、家谱的续修、祖坟的培缮，墓庐的管理，各种祭祀时用的牺牲、祭品、用具，祭祀后的宴席，招优演戏、迎神赛会等等项目的开支，都出自族田的收入。由于族田的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并且一般不会变卖，因此，能为宗族活动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这点，对宗法宗族制的发展至关重要。

C兴办族中公益事业：如修村塘小型水利、修道路、修桥设渡、茶亭路灯等等，这些公益事业的兴办体现了族田的社会功能。当然，这种功能是族田发展到后期才出现的。

D助学：助学是族田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教育在古代不仅仅意味着道德教化，更重要的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族田为族中子弟提供教育经费，甚至直接办义学，使族中子弟都能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就大大增加了族人中举的几率。族中有人入仕，则可以光大门楣，提高家族地位与声望。到后来，为了鼓励族中子弟读书考功名还衍生出奖励功能，即给予考中功名的族人物质奖励。这些奖励自然来源于族田的收入。

2、              族田的政治功能包括完纳国课、稳定地权、加强封建统治秩序、稳定社会等

A完纳国课：封建社会末期，农民抗租斗争此起彼伏，各级管理官吏贪污舞弊，使国家的赋税征收十分困难。各宗族组织宣扬“忠孝仁义”，因此都把完纳国课放在首位。同时，因为族田起着保证国课交纳的作用，因此，封建政府历来对族田采取保护及利用的政策。

B稳定地权：封建社会末期，尤其是明清两代，商品经济发达，地权变动频繁，土地买卖经常发生。由于族田一般是不进行买卖的（起码名义上是宗族共有财产）这就防止了大族子弟变卖土地把祖业挥霍殆尽。这也是明清两代族田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

C加强封建统治秩序、稳定社会：族人的经济生活得到协济后，不会轻易触犯国家法纪，有利于封建秩序和社会稳定。同时，通过经济的奖惩手段，加强族众间的联系，强制族人服从封建伦理和遵守封建法纪，也能起相同的作用。

四、          族田的负面作用

族田虽然具有上述各种社会功能，但作为一种私有的土地形式，其负面作业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下，将分点阐述

1、              上文中已经提到，族田并没有有推广，仅限于官僚大家拥有，因此，它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各种社会服务功能的服务对象都仅限于族内亲众。而对于承佃耕种的外姓农民，不但不享有这些福利，甚至还要忍受压迫和剥削。

2、              族田虽然保护了族产，但同时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在尊祖敬宗，团结族人思想的影响下，不论是入仕发财，还是从商致富的人，往往将赚得的资金用于购置族田。同时，就如上文所述，族田有稳定地权的功能，但这中功能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阻碍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族田对传统宗法社会的正面作用，也恰恰是对新型商品经济社会的负面作用。

3、              由于族田对宗法宗族制有重要意义，族田很快为族长等把持，利用赡族、救济、助学等手段控制族人，维护其族权地位。

4、              族田还往往被异性大族作为争权夺利地方械斗的经济来源。清代广东各地不断发生地方异性大族组织的大小械斗，族长和乡绅往往利用族田偿租，鼓励族人械斗。

五、          族田的解体

族田的解体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和封建宗法宗族制的崩溃同步发生的。经过土地革命和“土改”族田被没收和分配，而在其他政策措施的配合下，族长被打倒、祠堂被没收公用，家谱被焚毁。这标志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宗族制被彻底摧毁（关于这点，《没收族田与宗族制度的解体》[4]一文有详细的阐述）。再加上文革十年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宗法宗族制和族田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人的视线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宗法宗族制在制度上已经完全崩溃，失去了赖以存在和运行的物质基础，但是，残存在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心中的宗法观念和家族意识仍然有较大的影响。以往，我们把这中残存的意识归结为“封建余孽”，主张连根拔起。但应该看到的是，宗法观念和家族意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家族乡土本位意识，体现了农民（甚至是所有中国人）对自身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的追求。这份文化遗产和民族情结，并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抛弃的。其实，我们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因为它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血液和骨髓中，随时能被一个符号、一个口号唤醒。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李文治、江太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代广东族田的作用及其社会影响》，刘美新，暨南大学文化史籍研究所

《没收族田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王瑞芳，《江海学刊》2006.5

那晚以后，就没有再唱歌了。可哼哼还是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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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们，真的。

一上来就肉麻。

你们里面，包括不会看我博客的妈妈、爸爸。他们真的很疼我。

最终决定留下来。

你们太疼我了

他妈我根本不值得安慰，我很想给你们骂叛徒汉奸卖国贼，那样我会比较好受。

我现在打从心底里恨那些如此折磨人的人。我智力水平有限，还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运行。

在这个十字路口，不能考虑面子问题。

这是你的人生，你要自己决定。

姐姐、丹，我会看着你们，一直看着你们。

好好保养身体，为了那些你们爱和爱你们的人。

关于今天的事情，不想多谈。

“几小时前，一名罗马军队的百人队长刚来过这里，传达皇帝（尼禄）的旨意，令塞内加立即自裁。”

“塞内加的亲友们听说尼禄的命令后都大惊失色，哭了起来。但是，据大卫读到的塔西陀的记载，哲学家不动声色，努力劝他们止泪，重新鼓起勇气”

--------------------------------------------下面一句才是重点分割线---------------------------

他问他们的哲学哪里去了，多少年来他们互相激励的那种处变不惊的精神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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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一刻，我不能斯多亚，那么，斯多亚就只是我（我们）发泄力比多的对象，以及存储在长时记忆中，以便哪一天向老师朋友亲人学生炫耀的符号而已。

小高大神不谈政治，偶不怕死，偏要谈谈。

搞网络安全的同志请放心，偶不会乱来，偶很善意。

大家最近很爱国，堵家乐福，骂人，站队，换头像，转发短信和QQ信息，发帖、回帖，很忙很忙。

用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去静观其变当然是安全的，但如果已经能看见火苗，预见到这些火苗如后发展成熊熊大火的可能性，还保持沉默，起码，我做不到。

如果有一天，我的祖国同胞们成为了法西斯，那我不会很好受。考虑到如果这场大火真烧起来的话，自己也无法幸免，遂有此文。

从奇怪的现象说起。

记得几个月前吗，对，就是物价上涨，然后饭堂提价，大家奔走相告要罢饭那会儿。如果我问，如果和现在的局面相比呢？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罢饭虽然也是通过手机短信QQ留言进行传播，企图发动集体行动。但是，从区域来讲，只是大学城内，人群只局限在大学生。而行动即使成功也不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一不犯罪，二不流血）是最纯粹的非暴力不合作。但我们看看“上面”的应对：自上而下地，迅速而有力地通过各级党员系统、团委系统、班级管理系统，开展思想工作。事实上，虽然有部分顽固分子，但及时地稳定了民情，最终，罢餐几乎是不了了之。

再看看另一个事件的对比好了，遥远一点的大家记忆可能就比较模糊了，是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用什么短信什么留言了，直接上街，群情激昂，直接都奔大使馆去的，鸡蛋石头有什么扔什么。

但很快地，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出来讲话了（好像没记错的话，就是第二天的傍晚还是晚上）用CCTV进行全国电视讲话，劝大家保持冷静，做好本职工作。

于是，很快地暴动平息。

我不是要煽动大家反抗政府，绝不是这个意思。也不会把自上而下的思想工作看作“分化群众”“镇压民情”

我要说的是对比。

比起罢饭，这次的“爱国主义系列活动”从规模上、声势上、危险性上，和罢饭都不是一个级别。它是全国性的，通过所有途径大流量轰炸式传播的，行动夹杂着不少破坏性，极有可能造成违法犯罪事件，造成流血冲突。

比起当时的示威游行，这次对家乐福的行动已经相去不远。

可是，大家有看见自上而下的主动介入吗？党、团、班级系统有动静吗？

没有。

唯一能看见的自上而下的正面干预就是在报纸上登了一天“理性爱国”。其余时间，悄无声息，政府不表态，也不行动。

为什么？

难道他们没有看到现在汹涌的民情吗？难道没能预见严重的后果吗？

答案只要是神智清醒的人都知道，是否定的。

那为什么没有行动？

我们从逻辑上列举一下可能的答案：

一、“默许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蹩脚的解释。等于谴责我们的政府和民间力量用同一种方式在思考，又赞成用同一种方式表达情绪。由于政府也是由中国人组成的，所以也不免有爱国心，热血一下也不能说不正常。所以，可以很勉强地构成“默许说”的支持论据。但我们更愿意相信（或者说确信无疑）我们的政府是很有自觉的。在我们这个国度，要找没有职业自觉的人，绝对不要找到政府官员身上去（其他倒是很好找的，例如没什么足球评论员自觉的爱国男黄健翔——不过他爱的是意大利，没什么演员自觉的军装女赵薇，——不过她穿的是日本军装）

类似搞不懂自己是什么立场这种事情，通常只会发生在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身上。所以，如果说默许是由于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很爱国，那不但藐视了政府的职业自觉，还侮辱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背景下政治斗争所积累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

二、“不知所措说”

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情，我们的政府也慌了，他们不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来疏导民情。他们深深恐惧自己的每一条政令会不会激起更为强烈的反效果。当遇到不确定的政治决策，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向上请示。这个事情可不是什么小儿科，一旦走错一步，弄出什么乱子，谁都担当不起。而时间就在这一级一级的往上请示中慢慢地流逝。可能这个也会相当程度地说得通。并且很可能是真相之一。（在偶修改草稿的这个两天，终于看到短信、媒体自上而下地开始有所行动了）

三、“有意而为之”

放心，这里完全没有要攻击我们政府政策的意思，只是把假想中的情况说出来而已。不论是否有意而为之，从效果来看，相去不远。这得从头开始讲起。

大家认为办奥运会对我们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时候，为什么会全国欢腾？

荣誉。

或者通俗点来说，面子。

于是一个三段论已经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在所有人心中成立：

奥运会的举办国都是得到各国公认的强国，

北京代表中国赢得奥运举办权，

中国是得到各国公认的强国。

重要的是这条三段论所蕴含的精神动力。在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历史使命感中，直到奥运会举办以前，中华民族都将为这股强大的精神动力所驱动。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一个国家迅速崛起的，绝不是物质资源的多寡，而是整个民族决心和意志的强弱。

不但是奥运，还有神州飞船，嫦娥登月，这些航天工程，除了具有科技价值外，最重要的还是它们给这个民族所带来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你们真以为一个一个亿砸进去，真能用周边产业收回来啊？如果可以，NASA在阿波罗计划以后用不着每年都对国会做“T T”这个表情了。

这股强大的精神动力让整个民族呈现出强大的凝聚力，让整个国家在一种浓厚的发展氛围中昂首迈进。

我们提到了凝聚力。凝聚力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功能——化解矛盾。

其实，这两年的国内矛盾是很让领导人们头疼的。（当然，身受其害的老百姓才是最头疼的人）房价问题、物价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医疗保障、教育公平，样样都是民生大事。如果按一般的需求理论，这些最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早就汇成强大的反政府洪流。至少，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西方社会，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我们的国度，这些问题虽然也是天天讲，人人揪心，但却没有产生“暴动”。除了中国故有的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模式（不论是现实运行还是百姓期望）以外，唯一能解释的就是现在的中国民族，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凝聚力、共同感、自豪感）。

换句话说，奥运除了本身的意义、经济拉动作用，最千金难求的作用还是稳定国内政治形势。

这不是坏事，政局动荡，谈和发展。

好了，如果奥运有如此神奇的功效的话，那么，ZD、国外媒体围攻、家乐福、西方国家抵制奥运，就更具有这种功效了。

让一群平时争吵不休的人马上团结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让他们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一致对外。所以，即使没有敌人，也要造出几个（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很多博也说过，就不再废话了）

中国从来是一个内源性的国家。什么叫内源性？凡是不怕闭关锁国可以自给自足的都叫内源性。什么？你说我们还不是给逼得改革开放？我说的是自足性。知道鸦片战争前我们还不都是过得好好的。

所以，相对于和外国打好交道，更重要的还是处理好自己家里的内部矛盾。人民团结所产生的发展动力，远远大于国外给与的商机。

所以，从增加国民团结度的角度来看，办奥运是好事，奥运给联合抵制了，也不是坏事，甚至是更好的好事。

其实，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政府对过激行动的放纵，很可能产生一种有益的功效。

家乐福，其实就是一个出气筒。

千年以前，古代的政治家就已经了解到，民意只能疏导，不可拥堵。怨念怎么可能凭空消失？房价、物价、教育、医疗等上面所曾经提到的民生问题，是确确实实地给老百姓带来了痛苦和灾难的。可是，在示威游行法的照料下，很多人连什么叫示威游行都不知道，常规的发泄途径是没有了。那么，这些“力比多”到哪里去了呢？

对，国人不但喜欢存钱，也喜欢存怨念。

但傻瓜都知道人这个怨念存储器可不像中央银行有多少存多少。

到了不能再存的时候，也就是怨念爆发的时候，小的就叫社会不安定因素，大的就……

所以，总得找些东西给大家发泄发泄“力比多”。

心理学里面叫“移情”的东西是人类很有效的心里防御机制。

所以，当很多家长在打小孩的时候，很可能其实是在工作的时候受顶头上司的气，又无法发作所致。这个情况已经被发现好几千年了，但神奇的就是就算被发现，也依然存在了几千年，并且在科技一日千里的今天也完全没有看到会消失的迹象。可见人类的心理机制是多么顽强和恐怖。

所以，这不是谁出来等高一呼，告诉大家，你们只是在把家乐福当成出气筒，就能让大家恍然大悟的事情。所谓“集体无意识”、“群众暴力”压根不是他们头脑简单、脑筋发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所有的智慧和理性在群情激昂面前，都没有活路。

好了，不管韩寒有没有在博客里面呼吁大家理智，总之，那些聚集在合肥家乐福门外，爱国、汉奸喊了一遍又一遍的人们，是一次过把他们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了。喊完、闹完，回家，洗把脸（洗掉脸上的国旗油彩）搓个澡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又可以精神抖擞地上班去了，这不是很和谐吗？

是的，用家乐福几车融化的雪糕就能让几千几万群众的“力比多”得到排解，实在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了。

所以，看看现在的“过激”行为，比起“力比多”积攒起来后潜在的危险，实在是安全太多太多了。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事情吗？

好了，小老百姓们，别不爽。如果这是真相，如果这是事实，你们也请别动怒。我们要民主、要自由，这没错。可是我们更要和平、发展。如果我们的政府没有这样的政治洞见，泱泱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早就混乱不堪了。在咒骂的同时，想想每天平平安安地吃饭平平安安的上学、工作到底是托谁的福。给十三亿人找个茅坑拉屎比给十三亿人找个饭碗吃饭的难度低不了多少。

和平是得来不易的。不要以为只有人民解放军、警察叔叔在维护和平。从这个角度看，诺贝尔和平奖不授予中国政府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最大的失误。

揣度别人的心思永远是一件只适合高智商人群的事情，很不幸的是，这群人的外延里面，只有诸如“李斯”、“诸葛亮”、“朱元璋”这样的名字以及诸如“弗里德里希”这样的姓氏。

但观察一件事情的效果确实相对容易的事情，当然，是在你不被资深证券分析师影响的情况下。

所以，上述与其说是在揣测“上面”的意图，不如说是在描述很可能正在发生的效果。

最后补充一个本来可以独立成文的观点：

“做好本职工作”其实很危险！

很多人都以为，“做好本职工作”是最和谐，最理智，最深明大义的爱国道路。是的，这没错。但如果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或者说条件限制，那这句倡议就很危险。

想像一下以下情景：

一个剑士打输了，他回去问师傅为什么自己会输，师傅跟他说，回去好好练剑。他于是咬紧牙关，每天早起晚睡，刻苦练剑。

问题：他练好剑了以后要去干嘛呢？

废话，当然是再去打一场！

我们不是不能和他们打，只是我们力量还不够，等我们强大的那一天，就是我们把你砸个稀巴烂的那一天！

这种推理在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屈辱史背景下，可谓顺利成章。

想想吧，到了真拥有力量的那一天，谁还有保持理智，谁还会和平友好？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威胁论。

绝不能让这样的人掌握力量，不管是为了地球的和平还是人类的幸福！

怎能不得出这样的推理呢？

所以，这个前提就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报复的那一天而努力工作的。但笔者头脑太笨，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的理由能让一个被欺负的人既选择卧薪尝胆，却又不思报复。而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就算是最聪明的智者可能也没有答案，因为，如果不这么想的话，“卧薪尝胆”的人早就精神崩溃了。

这种危险很恐怖，会让一个民族一步一步走向大国复仇的道路，而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却完全看不到可以哪怕稍稍拖延时间的策略。

屈辱史、“做好本职工作”、掌握力量后的行动，每一项都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每一幕都有庞大的“必然”在推动。

我，如何阻止？谁能阻止？

悲，莫大于此！

20世纪初，整个思想界界都发生了语言学的转向，而哲学界中的罗素与弗雷格试图用数理逻辑化、高度公理化的语言来代替非科学、人文的语言，以结束几千年来那些喋喋不休的争论。这个理想，其实也是精确定义的理想。不久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对这个理想的响应，开始以建立科学的人工语言为己任，推行“经验实证主义”。但由于这个时期牛人不断，而且都似乎不好对付，由波·谁跟我说能证明我跟谁急·普尔、奎·理论家都是懦夫·因（科学理论可以通过调整逃避任何经验证伪）、汉·理论界也要搞环保·森（经验观察是受理论污染的，同一个经验事实既可证实又可证伪同一个理论）组成的三人特别工作小组，把虽然没有贪污腐败的语言分析学派拉进了派出所进行“双规”，到此，语言分析学派建立理想语言的希望幻灭了。而后来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则换一条思路，认为问题不出在日常语言本身，因此从建立人工语言转向研究日常语言的使用规则。开山祖师爷维特根斯坦貌似从罗素他们的手中接过接力棒，但从他的研究成果“语言游戏论”以及口号“只问用途，不问意义”来看，他也可以算“推倒‘定义’”的开山鼻祖。而他的后继者奥斯丁带有明显实用主义倾向的“言语行为理论”（直到被使用以前，语言的意义都是不确定的）则几乎把穷究定义的人视为无理取闹的存在。即使无视后期语言分析学派的代表杜米特的“语句（陈述）的意义来自对它的使用”，语言哲学也已经在实用主义的催化下出现反科学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倾向。与由此导致的科学主义思潮向人本主义方向靠拢同时发生的是，“定义”被彻底地推倒了。喜欢穷究“定义”的人，也同时.....被推倒了。

当然，真正对定义进行“施暴”的是解构主义者德里达，以及连科学、认识论都一并抹杀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